2015年5月初的西安已经感觉到夏日的风情，我们计划中的第二座山峰攀登时间到来。5人的乞立马扎罗登山队中，队员老安因为个人原因撤出，如今的他，听说已经心向佛门，成了安居士了。新加入了3位，一位是酷爱攀岩的省台记者张勇，一位是酷爱学习的创业小伙二傻，还有一位则是酷爱美食的大方姑娘毛毛。
他们3人与登山队原来的4名队员（户外专业人士王勇，事业小成的小龙，文艺老青年老郭和我）一起，组成了新的登山团队。
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是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西峰，海拔5642米。它位于俄罗斯联邦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与格鲁吉亚邻近，属于高加索地区。
看到厄尔布鲁士，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朋友们都知道，从1942年8月德国军队首先占领厄峰以后，直到1943年12月，苏联红军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才重新夺回了这个横亘在欧亚分界线附近的巨人的控制权，而鲜为人知的是，最后击败德军的，是由曾经攀登过厄峰的登山者组建起来的一个团的高山部队。我不知道，这个高山部队的那些将士们，是否也被记载在了成功登顶厄峰的登山者名单之中。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是我心中的勇士，是真正的登山者！
而看到高加索时，或许，我们的脑海中会闪现出“车臣”二字，20世纪90年代的车臣战争，也让很多人葬身于这茫茫山脉之中。
如今枪炮声已然远去，但当我置身于厄尔布鲁士那皑皑白雪面前时，我仍然在想，不知道这白雪之下到底掩埋了多少士兵的尸骨，德军也罢，苏联红军也罢，车臣分子也罢，他们或者客死他乡，或者为民族利益抗争而亡，而最终，他们所有的恩怨都随着其长眠于此而化为那山风，与这巍峨峻美的厄峰一起，向来到这里的人们时刻提醒着：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虽然已是5月初，厄峰山下山谷中的小镇还是萧瑟的很，这里的冬季还没有过完，正值雪季的尾巴。置身旅馆前的小镇交通要道上，经常会有自行车运动员、跑步爱好者、滑雪爱好者等擦身而过，还有那健硕的牛羊悠闲自在地游荡着，空气中不时传来动物的叫声。这一切看似寂静的背后，却让我们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能量。这股能量让我们这些登山客不由得摩拳擦掌……
向导瓦伦迪是一位攀冰好手，也是一位登山者，来自乌克兰的他身材高挑、富有力量感，曾多次登顶厄尔布鲁士，与我们这些登山客两相对比，差异立现。俄乌之间的摩擦，从他身上没有任何的体现，或许，对于百姓而言，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简单而幸福的生活罢了，至于政治，那不是普通百姓所能左右的事情。
首次训练，是从索道的第二站出发，向上攀登至第三站，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找到准确的攀登节奏，适应那里的环境。大家完成的都很不错。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对于新加入队伍的张勇和毛毛来说，是他们的雪山处女登。只是两人在后续过程中的表现大相径庭。张勇在后续训练过程中出现了比较强烈的高反。而毛毛，则犹如初生牛犊，甚至在最后的冲顶过程中一牛当先，第一个冲顶成功，让我们由衷地刮目相看，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话：巾帼不让须眉！当然，这是后话。
与攀登乞立马扎罗的整个过程全部靠自己徒步行进不同，因为可通过索道将所有的装备包括我们自己运送到大本营，所以从第三天开始，我们一切训练都是以大本营为起点开始的。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想当然以为，这将大大降低攀登的难度。但事实上，厄峰较低海拔的雪线、此后训练中的遭遇和瓦伦迪最后选择的冲顶路线，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厄峰攀登的艰难，如果一定要比较一下，那其难度要难过乞立马扎罗数倍……
从旅馆出发前往大本营那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不期而至，分明有点担心啥来啥的感觉。不过，有了乞立马扎罗的经历，再想到直接乘坐索道前往大本营，我们还是淡定了很多。或许，经历的多了，登山客也就会具备成为登山者的基础条件吧。可我的感觉是，目的的差异，注定让我只能是一名登山客。
手表显示，大本营的海拔约为3700米，对很多登山者而言，这个高度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当时的雪线约为3000米。
此后几天，先是反复的徒步海拔上升训练。除了适应雪地靴和冰爪行走，也藉此来让我们掌握行走的正确节奏，储备体能，消除高反。肩负纪实拍摄任务，酷爱攀岩，满身腱子肉的张勇或许是由于肺活量比较大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难以短期快速适应含氧量稀薄的空气，被高反侵袭，头痛欲裂。老郭也一如既往地出现高反症状，寝食难安。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坚持要确保团队集体冲顶成功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其他几人也都不同程度的头痛，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正常的反应，但为了确保身体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二傻每天都在测量大家的血氧量，结果还算理想。
接下来训练的是结组行走和滑坠制动，两项关乎性命的保生技能，体力困难户老郭却是毫不含糊，在滑坠制动训练中动作极其标准，成效尤为出色。
应该说，在团队协作、危险处理等关键技能掌握上，不管登山者还是登山客，要求都是一样的。
有意思的是，大家训练中身体适应性表现的不一，倒也催生了后来冲顶时的“区别对待”策略，也就是单独给老郭配备一个向导，其他6人在雪坡上行时分成3组由3名向导分别带领结组前行，这一策略最终让我们再次实现了冲顶大团圆。
冲顶前夜晚餐时，瓦伦迪便敲定了4:30正式出发。全部队员在冲顶日凌晨3点就全部起来，穿好衣服，踏上雪地靴，戴上安全带，整理好其他诸如帽子、手套、雪镜、冲顶包、水杯等装备，吃完饭后再穿上冰爪，拿上行走镐，和4位向导一起登上了雪地车向海拔5000米处进发。
就在我们必经之路上，那些登山者们，已经背负着重重的装备在缓缓前行。雪地车轰鸣而过，扬起一片雪雾，模糊了他们的身形。坐在雪地车上的我侧身看着他们，心中充满了敬意，这是一个登山客对登山者发自内心的敬意。
横切到鞍部时，我们已经走完了距离上的大半程，除了克服狂风和体力上的消耗，并没有遇到大的考验。而且，太阳出来后，四周都是银装素裹、巍峨耸立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那阵势异常壮观。看着这等赏心悦目的美景，疲劳也似抵消了不少。
真正的考验，是随后开始的结组前行。现在想来，瓦伦迪之所以把出发时间选的那么晚，并放弃“之”字形迂回上升方案而要求我们结组斜线上升通过随后的两个大雪坡，是考虑了我们非专业登山者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明智之举。虽然，结组斜线上升意味着要直面怒吼的狂风，要冒更大的滑坠的风险，但瓦伦迪显然相信我们会充分协作，用团队的力量去战胜未知的困境，从而翻越雪坡，到达顶峰，只有那样，我们对攀登的体会才会更深，或者说，才更能体验到涅槃重生般的快感。
我和小龙、老郭都曾在上升时数次发生滑坠，但在同组伙伴的帮助下，我们又都重新归队。
毛毛人生第一次，也是全队第一个冲顶成功，随后王勇、小龙、张勇和二傻也先后与毛毛会和，当我倒数第二个登上顶峰时，我的伙伴们正张开双臂等待着给我拥抱，用泪如雨下描述我当时的样子毫不过分。战胜自己，有时更需要团队的支撑，这份感悟，是我厄峰攀登的最大收获。
人，不能总活在回忆中。脚下的路还很远，蜿蜒着催促我们前进。我不知道，在这条道路上我能够到底走多远。我知道的是，下一座山峰，下一个目标还在等待我，我会努力前行。
我注定无法成为一名登山者，但我仍然会是一名登山客，在未来的、不断战胜自我的道路上，行走。
作为一名登山客，登山，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它只是我生活的调剂，但就是在这个调剂之中，我明白了很多……我明白了生命多么宝贵，我懂得了团队协作多么重要，我领悟到了坚持的意义，我也知道了要珍惜当下的生活。
我愿意做这样一名登山客，在我还有梦想和时间的时候去攀登，也能在其余的时间去工作，去陪伴我的家人、与朋友乐呵。
我相信，此刻，读完这篇文章的你也一定好想成为一名登山客，无论这山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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